学术 | 黄必康：译者札记——莎士比亚诗剧体《牡丹亭》全译本

Original 黄必康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 2023-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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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札记：莎士比亚诗剧体《牡丹亭》全译本

编者按：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了由北京大学黄必康教授英译的明代伟大戏剧家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Huang, 2021）。美国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此前对此项目做了推文报道（French, 2021）。这部译作的显著特征是，译者采用莎士比亚的诗剧体语言进行翻译，为中国经典戏（曲）剧的英译做出了具有创新性的探索。作为莎士比亚学者，黄必康教授多年潜心于莎士比亚和中国古典戏曲（剧）的对比研究。在此译本中，他熟练地采用英语读者所熟悉的莎士比亚诗剧体语言，在译文（诗）过程中寻觅汤莎戏剧话语和文化契合，巧妙化用莎士比亚诗剧体和散文语言，尽可能忠实地再现了原作的语言细节、独特的审美意象、至情的诗意情感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样的译本英文文字体量增大，却能够让英语读者喜闻乐见，读来兴趣盎然。上述具有创新性的翻译方法涉及文学经典的互文诠释和戏剧艺术传统等诸多问题，旨在有助于《牡丹亭》等中国经典戏剧作品在英语文本中展现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尤其是具有现代性的艺术价值与魅力。我们这里刊出黄必康教授的译后感言，希望读者对欣赏这部带有莎剧韵味的《牡丹亭》新译有所助益。

The Peony Pavilion （商务印书馆）

用优美流畅的英语文字翻译出汤显祖用梦幻般美的曲辞写成的名剧，让英文剧词在表意方面最大限度地表达出原作精练而富有古典诗意的语言所承载的语义内容和文化意蕴，同时仿用莎士比亚诗剧体语言，并化用莎剧中一些经典的语句来表述原文的细节和审美意象与不同人物的情感和心理过程，使译文读起来文学趣味浓厚，诗意盎然，并带有莎士比亚诗剧的味道和美感，以满足更多的英语读者和观众的异文化间理解和文学审美需求，这是我在学习英语和英美文学的早期就萌生的一个梦想。几十年东风吹梦流年去，经过时断时续的积累和努力，这一梦想部分变成了现实。望着打印机里吐出来的一大摞译稿，我除了瞬间的兴奋和释然，不免想起促成这项译事的一些人生往事、思想轨迹和译事感想，在此借《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的栏目，简略写下来与读者分享，也借此机会求教于我国译界同仁和广大的文学翻译爱好者。

回想起来，莎士比亚戏剧和中国古典戏剧，这是我学术生涯的两大基石。我在高校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 40 余年，除了广泛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研读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理论，也一直都站在这两大基石上营造着自己的精神家园。

由于20世纪60—70年代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我错过了学习外语的最佳年龄；蹉跎青春岁月后，20多岁才从头开始学习英语。好在我的父亲是英语语音学教授，对我的英语语音语调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教习间时而吟诵莎翁诗句，以示纯正英语发音对未来欣赏英语文学经典作品之重要。不过，我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兴趣，并且接触到中国古典戏剧，还是在高校的学习环境中。1981 年，我在四川大学外文系学习，没课时便喜欢到邻近的望江楼公园，在翠竹掩映的亭子中大声朗读和背诵英文诗歌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久而久之便也对莎翁诗句抑扬顿挫的音律音效美感有了些许自发的感悟。时任川大外文系主任的是朱生豪先生的胞弟朱文振教授。朱先生承兄遗愿，曾试图用中国古典戏曲的体式续译朱生豪先生未译完的6部莎士比亚历史剧。一次，我偶然在阅览室读到朱先生《仿戏曲体译莎几个片段》（1981）一文，感到十分好奇和新颖，觉得朱先生用仿中国古典戏曲的词句和腔调翻译过来的莎剧台词读来有滋有味，与莎翁的素体诗在语言的音效上有一种异文化间共振的感觉。我当时想，反之亦然。这便种下了我学业生涯中的一颗种子。

朱生豪先生（右）

1985 年，我受业著名莎学家水天同教授念硕士。水先生提倡莎学本土化，指导我从事莎士比亚戏剧和中国古典戏剧的比较研究，这与我的学业兴趣和阅读积累对上了口。水先生在哈佛大学师承西方新批评派先驱瑞恰慈（I. A. Richards），特别注重文本细读，要求我们必须暂时搁置当时已经十分热门的比较文学理论以及浩繁的莎学系谱考据和五花八门的莎评话语。水先生认为，只有专注莎士比亚戏剧语言，力求读懂、读深、读出味道来，做到了然于胸，才能真正感受和理解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世界和魅力，从而为日后的莎学研究提供真正的文本支撑。我至今仍保持着对莎士比亚戏剧语言敏锐的感悟力（sensitivity），而且对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也能够做到了然于胸，虽久不传习，亦能朗朗上口，不漏一字。这是莎剧研究的基本功。水天同先生同时要求我加强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训练，广泛研读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元曲、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剧，在历史化语境中去发现不同文本表达的文化契合，并加以阐释，以期在大量占有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平行比较和理论归纳。循此路径，我逐步拓展和深化了此方面的学习和研究，硕士论文集中比较研究了莎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he Tragedy of Troilus and Cressida）与孔尚任的《桃花扇》的社会悲剧意识，其精简版也发表在上外《外国语》杂志（1991）。1995 年，我入北京大学，在李赋宁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论文做的还是莎士比亚。在李先生的指导下，我的博士论文承继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子，进一步深入莎士比亚语言的肌理，在语言文本和时代历史事件之间穿梭梳理，对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诸多文化意象做出历史政治化的解读。如此浸润于文本本身的研究方法无疑为我本人内化莎剧语言和历史文化意象，在莎士比亚的文化语境和戏剧视界中准确而又细致地解读和翻译中国古典戏曲提供了深层次的中西语言文化基础。该博士论文不久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李赋宁先生是西方语言文化大师，也是浸透了中国古典语言文化的学者。先生在表演京剧唱段时字正腔圆的唱词和物我两忘的神情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人生如梦，戏剧人生。回首向来梦境处，这些人生求学经历也就促成了我的译事梦想：用莎士比亚诗剧体移译中国古典戏剧，让汤显祖的名剧在英语读者的心目中产生文学审美快感、文化理解和诗意共鸣。①

注 ①：采用莎士比亚诗剧体互文移植（intertextual transplantation）中国古典戏词和叙事的做法，译者在《牡丹亭》（莎士比亚诗剧体全译本）开头的“Translator's Introduction”（Huang, ix-xxiv）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想法和描述；亦可参见国外有关博文的介绍和讨论（French）。

以下简略谈谈我对用莎士比亚诗剧体翻译《牡丹亭》大致的过程和一些思考。

2016年是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 400 周年纪念年，一年之内，中英学界和戏剧界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讲座和盛大的演出活动，共同纪念这两位世界文坛上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这场持续一年多的汤莎盛会，表达出中国莎士比亚学者和艺术家对中国文学经典世界化和当下化的诉求。2017 年 6 月，我应邀到英国杜伦大学高等学术研究院从事了 3 个月的研究，其间受汤莎研究启发和鼓舞，用宋词的形式，借用 91 种词牌翻译了莎士比亚 154 首十四行诗，并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这算是我反过来用莎士比亚诗剧体翻译《牡丹亭》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在此期间，我还重读《牡丹亭》，搜集参阅现有英译本，试译选段并着手一些有关读者反应的调研。这些工作为日后用莎士比亚诗剧体翻译《牡丹亭》奠定了基础。2019 年 6 月起，我在美国福尔杰莎士比亚研究院做客座研究员 3 个月，其间又针对英译中国经典文学做过一些英语读者问卷调查，并对重译《牡丹亭》做过一些反思。

《牡丹亭》（中华书局）

我认为，汤莎并举，借船出海，也许是讲好中国经典文学故事，让汤显祖的戏剧文学经典“走出去”的一条有效的途径。然而必须看到，莎士比亚丰富多彩的戏剧语言和天才诗情创造出了英语民族最伟大的戏剧精品。这些精彩的作品随着 18 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而远播世界各地，几百年来保持着世界性的持续影响，形成了具有世界文化意义的经典文学价值和意识形态意义。相比之下，明清帝国衰微，积贫积弱，其优势文化也就未能得以彰显和发扬，汉语自然也就没有获得像英语全球扩张那样的历史机遇。如此，莎士比亚在当今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远超汤显祖，也是不争的事实。总体而论，历史造成的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弱势，导致汉语语言权力较之英语的不对等，也是今天中国经典文学走进世界文学的最大的难点。克服这一劣势，是摆在中国经典文学翻译者面前的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不过，汤显祖的戏剧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具有前瞻意义的时代精神，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人性洞察、独特的审美传统和鲜明的艺术创新精神，在深度和广度上与其同时代的莎士比亚戏剧遥相呼应，显现出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人类在不同程度上步入现代性过程中的行为和思考。汤显祖“临川四梦”剧本中诗意盎然的古典语言和大量典故中凝聚着中华文化的精华成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无疑占据着戏剧审美的最高峰，其文学思想和戏剧审美价值也具有尚未充分描述和阐释的世界意义。然而，我们如果仅仅在中国学术语境中，循西方理性传统，借用西方文化研究和中西比较文学的理论话语，从时代意义、哲学意蕴、思想深度、人性诠释和艺术审美诸方面高扬汤显祖戏剧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或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戏曲的形式，通过对汤莎戏剧的相互改编、艺术拼贴或融合，在舞台上力图展现中国古典诗词和戏曲的魅力，是难以在语言文化的深层次上达到在世界文化的大舞台上全面弘扬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之目的的。对于汤显祖用典雅华丽的古典汉语和历史文化典故写成的戏剧诗文和曲辞，西方读者在读不了、读不懂，或因为译本中存在一些细致场景、人物塑造和心理描写未能准确表达等问题而读来无趣的状态下，则难以认同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比肩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莎士比亚广博丰富的戏剧语言经过 18 世纪中叶，尤其是 19 世纪初浪漫主义莎士比亚偶像化以来几个世纪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不断的文化再生产和流通，已经成为西方戏剧文化中经典的话语形式，为英语国家受过教育的英语读者和观众所熟悉，成为他们心理内在的文化构成，莎剧中有些经典台词和词语甚至已成为西方社会文化生活的不同场景中自然而然的表达方式。正如哈佛大学莎学家马乔里埃·加伯尔（Marjorie Garber）指出的那样：“莎士比亚是我们大众生活的组成部分。‘莎士比亚’成了当今人们互相交往，谈论政治、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等话题的表达方式之一。人们在议论哲学家莎士比亚、历史学家莎士比亚、心理康复师莎士比亚、伦理学家莎士比亚等等。莎士比亚戏剧中一些简短的话语被人们信手拈来，用于谈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美国大众生活中，只有《圣经》才比得上莎士比亚的人气。”（Garber, 29）在今天的英美社会里，人们对莎翁十四行诗中的一些诗句，或名剧中的一些台词耳熟能详，遇到选择则会想到“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感叹戏剧人生则会随口而出“All the world's a stage /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 players”，赞美友情则立即想到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叹息命运既定、人生徒劳而荒诞时则会引用“There's a divinity that shapes our end, / Rough-hew them how we wil”，感到人性不可测时又会脱口而出“We are such stuff / As dreams are made on; / And our little life is rounded with a sleep”。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甚至一些名气不大的早期莎剧中最不起眼的台词也会在严肃的政治场合中被政治人物随意引用，以引起人们普遍的共鸣。例如美国一位参议员在“9·11”恐怖袭击的第二天发表悲愤演讲，引用了莎剧《错误的喜剧》中一句台词：“Grief hath changed me since you saw me last.”（Garber, 29）这么一句简单的莎剧话语表达了当时普遍的社会意识和情绪，竟然具有预言式的影响：“9·11”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的震撼和悲痛，的确改变了此后美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心理。可见，在跨文化交流中充分考虑文化接收者的社会话语行为及其文化构成，适应对方的语言文化传统和话语习惯，实现文化输出的语言“软着陆”，是值得译者注意的问题。尤其是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译者必须充分考虑目标语阅读者的文学话语能力和审美习惯，在翻译过程中实现跨文化交流中的语言借力效应。

《错误的喜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为此，在翻译策略上，应该以经典对经典，为英语戏剧爱好者和文学读者提供一种新的译本，使之在语言细节、具体意象、诗意情感、人物心理和个性语言表达上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汤显祖原作的文本内容，并且使译入语读者和观众获得文化心理上的同感，同时在艺术话语表现形式上为他们所喜闻乐见，读起来又似曾相识、兴趣盎然。这也许也是当今中国汤显祖研究者和译者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好的译本应该是一种既充分尊重原作历史语境和文化精神，表现原作文学形象细节和诗意情感，又能融入译入语读者和观众的语言文化心理和戏剧艺术审美趣味的译品，是一种尽可能趋向钱锺书先生所谓“化境”的语言文字结晶。

当然，这样的译法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翻译的异化或归化的问题，它涉及汉英两种完全不同体系的语言转换而引起的文字体量大小、文学经典的互文诠释和戏剧艺术传统等诸多问题。这里着重就汉英两种语言在表达同一思想或意念时显现的不同文字体量问题举例说明一二。我们知道，汉语是表意符号体系，它由成千上万具有表意和表音功能的汉字组成。比起英语这样的拼音文字来说，汉字及其组成的词组的表意密度相对要大得多，表达诗意情感的古典汉语更是如此。例如，汤显祖写到牡丹园中，几个秀才赏花，每人都极尽文采，赞美盛开的牡丹，其中一人用带韵的曲辞如此赞美不同种类的牡丹花争奇斗艳的风姿：

【原文】谁种？鹤顶移鞓，檀心倒晕，旋瓣重瓤争耸。渲紫生绯，袍带寿安围拥。

此处短短 26 个字，吟唱出了 5 种牡丹花各自的色彩和形态，显示出说话人熟知唐代牡丹文化，身为当朝状元而才高八斗的心态。这是一个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场景：园中牡丹名花竞相开放，赏花秀才们也各显文华，文墨露才，形成戏剧象征。如此重彩画面，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也是少有的，而且，这样的场景与紧接而来的戏剧冲突对比鲜明，形成戏剧性铺垫作用。如果译者要真正忠实地向英语读者传达其中的审美意象和文化内涵，同时又不失其诗意气质，就不得不推敲每个汉字的表意和文化寓意，顺势利用莎士比亚素体诗流畅自如的诗剧体，同时顾及说话人特殊的身份和心理，以及其与剧情进程的关联，译出说话人炫耀才学的意味来。于是可做如下译文：

Wonderful peonies! Who has them so planted!

Mark, this one boasts a special red color,

Like that on the top of a fair crane's head,

With a tint of brown like that of a leather belt.

That one, look you, is called “Sandalwood Heart”,

With the petals of faint color near its calyxes,

Its curling petals spreading out to contend

For beauty with its pistil of a hundred folds.

Ah, here we have this one named “Painted Purple”

Which generates a faint cloud of bright crimson.

They are hailed by other beauties around

Such as these ones which are named “Belt on Robe”

And those ones there called “Long and Tranquil Life”.

如此译文，近 5 倍于原文，文字体量十分地不对等，但在语意、语气、诗意和文化寓意诸方面都贴近了原文，应是对原作最大的忠实的译文显现。文中除了第一句承上启下的感叹句外，其间并无实质性的“创译” 表现，也就是说，文字体量和形式的不对等换来的是较为理想的动态语意和诗意对等。

关于译文的体量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对于原作中文化积淀深厚，形式十分隐蔽，但又十分“有戏”的词句，则必须在译文中向英语读者说明。一般情况下，译者可能做个注解，说明其典故出处或文化含意。但我以为，这样做的结果打断了读者对剧情的感知，让理性消解了形象思维和审美过程，是帮了倒忙。在此类情况下，译者必须发挥主体审美意识，在译文中适当地“创译”，以有效还原原作的文化隐喻意义，使英语读者在不自觉中领悟中国文化的精神。以下通过比较不同译者的处理方式和结果，对此问题做出一点说明。而且，我认为，回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检验译文表意的正确度，因而在每一译例后加以回译，读者对比自明。

《牡丹亭》最后一出，杜丽娘的父亲杜宝与中了状元的秀才柳梦梅一同上朝，到皇帝面前对质。此时，身居宰相（平章）大位的杜宝对柳梦梅嗤之以鼻，拒不认他为女婿，坚信他是一个应该受到严惩的盗墓贼。而柳梦梅自恃新科状元，卖弄才气，故而引用宋代诗人卢梅坡的《梅雪》中的头两句“梅雪争春未肯降，骚客阁笔费平章”，以反唇相讥。意思是说，梅花与白雪各有其美，梦梅状元与白丁宰相各有其位，无须在皇帝面前争宠，正如梅花和飞雪争春，各美其美，难以分出胜负一样。所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其间孰优孰劣，是历代文人墨客皆难以用语言评判清楚的。汤显祖有意把卢梅坡原诗中的“评章” 改为“平章”（宰相），所指更为明朗。这里展示的，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场面，具有明显的喜剧效果，既表现了作为权势大臣的杜宝不言怪力乱神、不屑于浪漫情事的务实形象，也表现了柳梦梅后来居上、洋洋自得、舞文弄墨的文人性格。“梅雪争春”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意象和文化比喻。面对可能未解其意的英美读者（观者），翻译这样文化厚重的诗句，又要表现出当下的戏剧场面和讽刺意蕴，译者必须具有主体阐释自由，把其载负的文化含义展开讲明，同时还要用有节奏有韵的语言表现出说话者柳梦梅得理不饶人、卖弄语言技巧的文人气质（在莎士比亚戏剧里，更多地表现为弄人和小丑的文字游戏）。如果译者偏重形式对等而做硬性直译处理，则只能部分地传达原文的表层意义，不能达到向读者最大限度地传达原作文化内容和诗意精神的目的。

【原文】梅雪争春未肯降，骚客阁笔费平章。

【译例 1】①

When plum and snow vie for the prize of spring,

Poets drop their pens to counsel each other.

【评点】此译例是形式和文字体量基本对等的直译；counsel each other 是误译。

【回译】

梅和雪为了春天的荣耀而争夺，

诗人们放开他们的笔互相商量。

【译例 2】

When snow and plum blossom vie to win spring grace,

The poet lays down his pen to settle the case.

【评点】句式和用词与译例 1 大同小异，末尾为了押韵而强行译成settle the case，曲解了原意。

【回译】

雪与梅花为了赢得春天风雅而争夺，

诗人放下他的笔来解决这个案例。

【译例 3】

Apricot bloom and snowflake

vied to crown the spring,

and the poet laid down his brush

to administer their dispute.

【评点】此译例跳出前两个译例的时间状语结构的叙事结构，以获得诗意表达，其间突出梅花和雪花意象，有诗意传达，但理解有误，且末尾表达公文化，有伤诗意。此外，译者此处采用过去时态，与说话人强调本诗句普遍意义的意图不匹配。

【回译】

梅花和雪片，

曾经互相争夺春天的桂冠；

诗人当时放下了毛笔，

来解决他们的争端。

注 ①：此处列举的 3 个译例皆出自已经出版的《牡丹亭》英译本。译例 1 出自外文出版社 2001 年版的《牡丹亭》英译本，译例 2 出自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的《牡丹亭》英译本，译例 3 出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的《牡丹亭》英译本。

比起译例 1 和译例 2，译例 3 进了一步。译文略加解释而直译出，用词地道而加入了诗的节奏，增加了读者的文化理解，并且为此诗句加注（此处略），表现了译者对英美读者文化理解需求的关注。但此译者仍被原句的形式结构捆住了手脚，英美读者读来仍然费解。而且，译者对“费平章”（费思量，费评判）这样的传统语句理解有误，造成误译。上述三个译例都未能突破原文的思维定式，亦步亦趋，照直逐翻，只接触到原文的表层意义，因未能深挖原句的文化意蕴而失去了戏剧场景中人物的拟态和反讽意味。而且，这三个译例都毫无例外地忽略了原文中梅雪争春不分胜负（“未肯降”）这个关键的信息。此外，三个译例的句式和主要动词也互相参照，概无新意。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力图控制译文文字体量，并力图在形式上和表层意义上求得对等。

如果我们放弃形式对应，重视向读者传达此句中中国文化之意蕴，同时关注英语读者的话语认同和文化契合，即可发挥译者主体的文化理解和翻译的文化补偿功能，贴近译入语文化思维，并做适度“创译”，还原原诗的整体意义，并展示人物的剧中形象。于是我大致用英雄对偶体试译如下：

In their rivalry for the beauty in spring

Neither plum petals nor snowflake wins,

For the fragrance of the plum that flows

Replaces not the whiteness of the snow.

To say who contributes more to the spring,

Many a poet finds it hard to judge and sing;

They put aside their pens and ruminate:

What learned words could nature imitate?

这四个大致的双行对偶句回译过来是：

为争夺春天之美奂，

梅花雪花互不相让；

梅花虽幽香飘天外，

却不如雪花那般白。

谁能够胜出添新春，

诗人们谁都说不准；

他们无奈搁笔遐想：

文字岂能模仿自然？

这样带有解释性的译文，在连续的阅读过程中，让英语读者重建诗意意境，领悟梅雪各有所性，各有所长，难以替代，互不相让，难以评判的拟人情状。同时，类似莎士比亚素体诗或对偶韵句给西方读者增加了话语的亲近感，而“诗人的文字难以模仿自然”这样的解释性“创译”是原句中蕴含的意念，也让习惯以“艺术模仿自然”理论思考艺术问题的西方读者读来有文化上的贴近感。此外，“骚客”（诗人）作复数理解，加深了此诗的普适意义，易于历代传诵。我个人认为，这样带有适度“创译”的翻译是文学翻译中译者优势的体现，也是一种以尊重原作文化意义、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和策略。我译出的《牡丹亭》既以此翻译观为理念，如此的译例便也俯拾即是，呈现出这部译作的独特的翻译艺术。如此说来，就汤显祖的《牡丹亭》一个剧本，如果以此最大限度忠实原意和文化寓意而英译出来的文字体量大概是 5 个莎士比亚剧本的长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站在沟通不同文化体系、融通文学审美体验、促进文化交流的高度看，我认为译者不仅应是异文化之间的语言桥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沟通不同历史文化心理、审美习惯和话语范式的阐释者和重建者，这对于文学译者，特别是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唯有如此，中国文学典籍的译本才不会被西方读者束之高阁，“东方的莎士比亚”这样的提法才不会被视为中国在国际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手段之一；也唯有如此，像《牡丹亭》这样优秀的中国文学经典才能在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的同时，在不同的话语结构和文化体系中展现出它的现代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

引用文献【Works Cited】（向上划动进行阅览）

French, Esther. “Translating the Chinese Classic 'The Peony Pavilion' with a 'Shakespearean Flavor.'”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Shakespeare in the World. 28 Feb. 2020. https://shakespeareandbeyond.folger.edu/2020/02/28/ peony-pavilion-tang-xianzu-shakespearean-translation/. Accessed 23 Nov. 2021.

Garber, Marjorie B. Shakespeare after All.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4.

Huang, Bikang, trans. The Peony Pavilion (Translated in Reference to Shakespeare's Poetic Style) 牡丹亭.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1.

黄必康，1991，“Tragic Disillusionment in Troilus and Cressida and Peach Blossom Fan: A Comparative Study,”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第 5 期，第 49—54+17 页。

朱文振，1981，《仿戏曲体译莎几个片段》，《外语教学》第 3 期，第 46—50+25 页。

（特邀编辑：郝田虎）

作者简介

黄必康，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中美富布赖特研究学者（2003—2004），国家级精品课主持人（2005），英国杜伦大学高等学术研究院客座国际高级研究员（2017），美国福尔杰莎士比亚研究院客座艺术家基金研究员（2019）。著作出版：《形式与政治：莎士比亚历史剧的意象和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莎士比亚名篇赏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美国政治家及其演说述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仿词全译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英语散文史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牡丹亭》（莎士比亚诗剧体全译本）（商务印书馆,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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